中国乒乓撤出春节档 票房能否绝地反击******

　　1月25日晚，仅仅上映两日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宣布撤档，从初五(1月26日)开始调整为小规模放映，延期至2月17日正式上映。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对于撤档原因，出品方在公告中表示：“因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

　　《中国乒乓》的改档，能够给该片带来一线生机吗？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电影集团高管、资深影视人以及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业内人士。他们均表示，在春节档《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势头强劲的情况下，该片如果不撤档，票房大概率难以抢占市场份额。新档期能否带来转机，也要看档期是否有可遇不可求的“窗口期”。但2月的电影档期已相当密集，《中国乒乓》新档期仍面对不少压力。

　　挺进春节档

　　经历改档后再撤档

　　电影《中国乒乓》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衔主演。影片取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和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男团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

　　事实上，《中国乒乓》的公映之路就有波折。该片原定于农年兔年大年初一上映，却因故临时改档，后改为大年初三上映。也就是说，在春节档最宝贵的前两日，《中国乒乓》只能“围观”《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等影片的上映，将票房拱手让出。在此前几日，该片导演邓超、俞白眉带着主创团队举办了多场观影会，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在豆瓣评分中获得了7.0分。

　　错峰上映，待春节档其余影片口碑确定后，《中国乒乓》如凭借好口碑发酵去吸引票房，也确实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然而，影片上映第二天的1月25日，影片官方微博发文致歉：“因我们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同时，片方宣布影片将改为2月17日“绝地反击”，并称赤诚不变，热血不减，“你我会相遇”。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

　　为何要撤档？

　　对手太强只能撤退

　　改档后再撤档，能给《中国乒乓》带来一线生机吗？资深影视人郑叶曾担任电影《英雄》《龙门飞甲》等项目的宣发工作。他告诉记者，多数情况下一部电影更换档期，主要是考虑当下的电影环境下影片能不能挣到钱，“如果这个时候觉得不能挣钱，或者挣钱少了，那肯定就要撤档了。”在郑叶看来，今年春节档的态势，不利于《中国乒乓》挤占市场份额，“今年春节档主打的是两部片子：《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无名》也紧跟其后，而春节档一般来说主打的影片能达到两部到三部，也就是普通观众在春节档期愿意2-3次进入电影院。《中国乒乓》会有一个潜在的认知，片方认为该片应该能够挤进主打前三，而按照传统概念来讲，该片应该有一定的票房份额。”

　　不过郑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票房口碑非常强，未能给其他一些非头部影片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乒乓》的撤档就不难理解。郑叶分享自己过去发行的经验说：“发行片子时，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片子过硬，那么一定是把档期放在大年初一。而如果觉得影片质量不够硬，放在大年初一会容易被其他影片压制，影响排片和票房，这时档期就得撤。”在他看来，《中国乒乓》之所以在大年初三上映，主要想集中火力在后半程发力吸引更多人来看。“逻辑上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部头部影片至少有一部片子口碑没起来。但现在《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都很硬气，实力口碑不断往上飙升，这个时候你只能是退了。”

　　撤档迎转机？

　　有合适的窗口期是关键

　　成都电影集团副总经理柏翮表示，像《中国乒乓》这样上映了之后再撤档的电影是罕见的，“我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电影《阿修罗》。而在春节档，应该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宣布撤档？柏翮说，撤档也是影片的无奈之举。从影院的角度来看，不管该片撤不撤档，它的票房都已没法挽救了，“因为1月24日晚猫眼预估该片第二天的数据好像是票房要达到几千万元，但实际上才卖了几百万元。从影院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撤不撤档，都不会再排片了。”

　　1月20日(大年二十九)，《中国乒乓》在30个城市举办超4000场大规模超前点映，首度与全国观众正式见面。在柏翮看来，大年二十九这一天，很多人基本上都放假了，这种情况下推出点映场并不明智，“大年二十九、大年三十基本是没有什么票房的，尤其是我们6家影院给了《中国乒乓》点映，4家影院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柏翮说，这样的点映成绩，也让影片的神秘感消失，直接影响到大年初三该片正式上映的影院排片。

　　目前该片已经撤档，并预告将于2月17日“绝地反击”。但2月的电影档期也非常密集，不仅有《黑豹2》《不能流泪的悲伤》《毒舌律师》，还有同样定档2月17日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风再起时》。《中国乒乓》撤档能否带来一线生机？柏翮认为，除非该片能够找到一个窗口期，“因为它上不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的表现了，除非是它换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片子，没有任何竞争对手，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没有其他片子排，只能排它。就跟前几年的《前任攻略3》一样，当时片方预期也没那么高，选了一个淡季，但是那个时段没片子排，结果足足放了两个月，然后卖到了近20亿元。”但柏翮也表示，今年这样的窗口期很难找到，“因为电影行业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很多没有上档的片子都会陆陆续续择期定档。”

　　一位电影发行工作人员称，自己对于《中国乒乓》的新档期也感到担忧，“2月17日当天有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罪案题材电影《风再起时》……我在跟同事讨论《中国乒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档期，到时候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1月27日凌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总票房已达60.40亿元，超过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60.39亿元的成绩，成为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目前分列春节档票房榜前三，《满江红》更是成为今年春节档首部票房过20亿元的电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8日 A15版)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